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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时忧国”并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相通的。鲁迅并没有翻译美国文学、法国文学，他喜欢波兰文学、北欧文学。他看出在弱小民族的文学当中，有中国作家最有用、最感兴趣的东西。中国的传统中，文学有载道和言志两个主流。西方文学在整个中世纪都载道，但在文艺复兴后，逐渐形成以言志为主的意识，特别是19世纪康德以后，认为文学起源于游戏，并非功利。这也是西方现在的主流观点，这些观点在五四运动后影响了中国文学。

在艺术形式上，鲁迅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欧化倾向，其语言是半文言，但他的艺术形式非常现代。张爱玲有意要扭转欧化的文艺腔，所以她借用晚清甚至更早的传统文字。她也不拒绝鸳鸯蝴蝶派的某些技巧，所以她代表了鲁迅以外的另一种文学潮流。

许子东：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文学较为混杂，直到今天也是。有载道主旋律，有历史解剖，有言志，有完全追求个人风格，有娱乐。不过我认为中国文学再混杂再发展，传统总是最强的。今天的中国小说受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俄罗斯文学、日本文学等的影响，但归根结底，中国文学的现状，每年出版几千本，概括起来就是晚清前的四大传统。

许子东，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曾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代表作《郁达夫新论》《细读张爱玲》《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等。因担任《锵锵三人行》《圆桌派》等节目的嘉宾而被公众熟知，凭借鞭辟入里的评论和见解深得观众喜爱。

许子东：时代帮了鲁迅和张爱玲，但不是主因。鲁迅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20年代，他中期的作品，《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都创作于那个混乱的年代。张爱玲的黄金时代是1945年前的那几年，之后因为各种个人原因，她就再也找不到写作的舒适状态。没有一位作家不愿意超越自己，可能否超越没关系，文学是以达到的最高点来衡量的。

从文学史来看，社会最好的时代不一定是对作家最好的时代，早期的唐朝非常好，朝气蓬勃，却没有多少好作品。唐诗什么时候发达？安史之乱以后的中晚期才是唐朝文学的高峰时期。因此，文学作品和时代背景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但作家难说，作家就是写自己的故事，他们只要忠于自己就行。香港出名的作品，必定是融汇东西方的。比如刘以鬯的《酒徒》，是中国最早的意识流长篇小说；西西的《我城》中的零度叙事，也是中国文学过去从未有过的，写香港本身的命运，写法非常现代。香港在纯文学圈子受好评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现代主义技巧的实验。(完)

7x7x7x7文学评论学者许子东的大部分职业生涯在香港高校度过，他孜孜不倦地向公众解说文学经典。现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的许子东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详谈他眼中的中国文学变迁及文学经典魅力。

中国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海外的影响不大，而受海外的影响较大，主要是来自印度的佛教，较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面貌。虽然在18世纪伏尔泰、歌德读到中国的《赵氏孤儿》惊为天人，但这只是局部现象。

许子东：一般认为世界文学有三个高峰。一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荷马史诗；二是16世纪的英国文学，即莎士比亚；三是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出现时，中国正从一个大国衰落到几乎要救亡的地步。因此，中国文学从梁启超、鲁迅开始，就有救中国这个主题。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觉得中国作家“感时忧国”，太着迷于此，但这是一种苛求。提出后现代主义的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就论断，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学都是民族国家寓言。只要国家还陷在第三世界，文学作者很自然地会想到国家的民族历史情况，不会只局限于对人性的解剖。

张爱玲的独特性，在于她写的是常人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作家其实都写日常生活，但他们希望日常生活要体现出社会发展的方向。张爱玲不是。她的一篇散文《中国的日夜》，写的是一群人打着补丁在菜市场买菜，这就是中国的日夜。所以张爱玲显示了文学介入社会的另一种可能，就是平民的。

许子东：放在世界文学的格局来讲，香港文学的特点不那么明显。在现代华文文学的语境中，港台文学是内地(大陆)主流文学的一个补充。如武侠小说，香港有梁羽生、金庸，他们的影响力后来辐射到世界各地，再反馈到内地。武侠以外，香港的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在内地也有很高销量，包括亦舒、张小娴、李碧华等。相较内地主流文学，香港文学种类较多，有几种不同的潮流，包括纯文学，如刘以鬯、西西、也斯等。希望不同文学潮流在香港继续存在下去。

直到现在，文学的影响力也没有多少锐减。虽然像古代那么巨大的直接影响已不再，现在考试也有很多不同学科，但“读书高”的心理还在，“孔乙己的长衫”还在，核心的内容没有改变。

一是三国类的历史演义，《白鹿原》以及很多抗战电视剧都属于这类。二是水浒类，核心价值是忠孝节义，这类作品最发达，《红高粱》《平凡的世界》《活着》等，都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故事。三是红楼梦类的男女世情，如《长恨歌》《废都》以及近期很火的电视剧《繁花》等，对吃穿等生活细节非常讲究。四是西游类的神魔奇幻，这类传统在内地空了整整百年，金庸在香港继承发扬了。现在有新的接续，比如《三体》这样的科幻小说。

相较晚清以前的文学，现代文学被认为有革命性的变化。此时的中国文学受到外国文学的直接影响，包括形式和思想内容。比如在形式上，中国过去的小说是全能叙述的章回体，到了鲁迅小说中的“我”已不是全知型；更明显的是出现了意识流写法，虽然李商隐的诗中也能找出意识流，但这一写法总体上是受西方文学技巧影响后才出现的。

香港导演将文学改编为经典，最好的例子就是《繁花》。它的基础是世情小说，是很闷的描写社会人性的清明上河图般的小说，王家卫导演将其改成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并切中时代和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表现20世纪90年代国家的变化。《繁花》中也有武侠精神，有情有义最重要。王家卫用香港非主流的文学传统——武侠言情，来表达现实主义的社会主旋律。王家卫对香港导演和作家的启示，在于用香港或海派的文化资源，丰富整体中国文学的格局。

鲁迅是一座山，张爱玲是一条河。隔了这么多年，广大读者之所以依然如此喜欢两位作家，还是因为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自己、看到今天、看到社会。鲁迅成为经典是因为那个时代国家陷入灾难，在启蒙救亡的文化潮流里，鲁迅的小说和他的言论是最深刻的，不仅指向混乱的社会现实和当时中国糟糕的政治制度，也指向中国的国民性。鲁迅的文学是一种英雄的、超人的、救世的文学。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以鲁迅为榜样，都愿意以鲁迅精神自励自勉。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当之无愧。

形式以外，受影响的还有价值观。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我之节烈观》，就挑战了中国历史悠久且大部分人相信的价值根基。

许子东：文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国家的精神支柱之一，甚至是政治的支柱之一，因其一头连着科举。中国古代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举制度。这既帮助皇帝网罗天下人才，也为普通人提供合理的上升途径。科举制度不靠世袭，这在当时世界其他国家中几乎不存在，欧洲文明都是骑士、贵族等世袭制。中国的科举考试，主要考的是四书五经，文学就起了很大作用。

许子东：表面原因是文学能写这个时代，作家写的是他自己理解的他的时代，要别人认可，这是第一步。在认同这个的基础上，就是写人性，人性又使人感动，就会成为经典。有人认为写“作家论”不够学术性，我认为并非如此，“作家论”是大学生或研究生做学问的重要基础和起步，它可以是最基本的，也可以是学术前沿最尖端的。如果写“作家论”选择的是文学史上有重要代表性的人物，那就不只是在写一位作家，而是在对整个文学史甚至背后的文化背景发表意见。

许子东：文化交流方面，香港有很多优势。香港人普遍英文好，很多外国歌剧来港演出，语言上没有障碍，内地剧团来港演出，也有人捧场。所以香港可以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平台。香港如果要成为文化中心，出版自由也是关键之一。香港书展有很好的传统，老百姓也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