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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大片黄高K每天晚上睡觉前，尹利华都要把手机铃声音量调到最大，生怕漏掉一通电话。作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她接到的，很可能是捐献者病情突然恶化的消息。这意味着，一场器官获取手术或许要立即开展。尹利华是北京最早的一批协调员，工作的11年里，她总是在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这可能是几岁的幼儿，也可能是青春期的高中生，还可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他们大多因为突发意外或疾病导致脑死亡，陷入恒久的昏迷。面对悲痛、绝望的家属，她要提出一个选择：死亡不是终点，可以捐献逝者的器官，救更多的家庭。6月11日，是第八个中国器官捐献日。近些年，我国的遗体器官捐献数量虽有上升，但器官移植缺口依然很大。国内像尹利华一样的两千多名协调员，正在为堵上这个缺口努力——“不是一定要让家属同意，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我们是要把器官捐献这件事告诉他们，哪怕这次不同意，有了了解之后，可能下次就能接受了，也会影响下一代和更多的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尹利华（左）。受访者供图“人都要没了，你还跟我说这个干什么？”到今天，北京友谊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佟鑫，依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和家属开口的场景。她在心里打了一页页草稿，包括该站在哪个位置，第一句话怎么介绍自己，第二句话怎么介绍目前的政策，对方可能有怎样的反应。手心里全是汗，她在办公室做了十多分钟的心理建设才下楼。而当她真的走到家属面前，那是一位即将失去女儿的母亲，佟鑫一句话都说不出来。2017年，刚毕业的她在病理科工作，整日在实验室里做科研。医院OPO（器官获取组织）办公室主任看她足够亲和，说话轻声细语，觉得她更适合器官协调工作。佟鑫决定试试。“心里没底”，几乎每位协调员入行时都是这样。尤其是更早的时候——2010年，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启动试点，2013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同年，尹利华成了北京第一批协调员。这之前，尹利华是器官移植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的护士长，带领着一个不错的团队，病人家属尊重她，家人提起她来也觉得有面子，她自己也觉得未来光明。在ICU，尹利华见证了太多器官移植后的病人一点点走出绝望、开始新生活的过程。很多病人把手术当天定成自己的生日，术后，忍着身体的疼痛，不停和她讲等待器官时，生活是如何犹如炼狱，如今又是如何充满希望。但尹利华也知道，更多的是等不到器官的人。他们在泥潭里越陷越深，生命像一个沙漏，每分每秒都在倒计时。“如果捐献工作不推广开，那么很多有可能获得新生的人就没机会了。”尹利华决定转入器官捐献行业。如果把器官的接受和捐献看成是一座桥梁的两端，一边是生，一边是死，尹利华是从靠近生的那端，来到了另一端。当时，由于行业刚起步，很多政策、规范都不明确，也没有前辈指导，工作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尹利华在各大医院的急诊、ICU等科室辗转，寻找符合条件的器官捐献者。这些人往往经历了不幸：一次突然的车祸或者一场脑出血，导致脑死亡陷入昏迷。如果持续治疗，很可能是人财两空。当评估、确定没有治愈的可能之后，协调员就要询问家属，是否愿意捐出亲人的器官。这注定不会是一份容易的工作。很多符合条件的捐献者，年纪都不大，在一个家庭里，无论精神还是经济上都是支柱型的人物。当他们遭遇意外，整个家也迅速垮下来。向绝望的家属开口，需要勇气，也需要把握时机和技巧。介入太早，不行，家属还在积极治疗，肯定排斥；但介入太晚，器官可能也会衰竭，失去了价值。尽管协调员经过了业务、伦理和心理方面的培训，但没人有实操经验。起初，每次见家属之前，尹利华总和同事先模拟几遍沟通的场景。“但终究很难切身体会家属面对亲人离去时的心痛。”尹利华记得，每次自己刚介绍完身份和来意，对方常会质疑：“人都要没了，你还跟我说这个干什么？”尤其是最初那几年，人们对器官捐献并不了解。最激烈的一次，尹利华被悲愤的家属推了一把。虽然委屈，但她很固执，“既然决定要做这个事，至少要把它做得有一些起色。”尹利华逐渐积累起经验。她和有可能接触潜在捐献者的医务人员沟通，让他们一旦发现符合条件的患者，就及时通知自己。了解了患者的基本信息、家庭情况之后，她先通过主治医生侧面打听家属对病情的认识程度，然后再去接触。面对家属，她不再急于走流程、完成自己的工作，而是先询问家属目前的困难，倾听对方的心事，尽力帮对方解决问题，然后再介绍器官捐献的流程和政策。“现在，信任度和融合度都比刚开始的时候好了。”这些年，尹利华成功协调了数百个捐献案例。“协调成功是幸运，不成功是正常”但这背后是上千次的失败。“有新入职的协调员说自己没信心了，谈一个不成一个。我告诉他们，协调成功是幸运，不成功是正常，十个里面，能有一两个成功的就算很好了。”佟鑫说。北京友谊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佟鑫。受访者供图为了这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成功率，协调员要付出旁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尽管很多医院会向协调员沟通患者信息，佟鑫还是更愿意主动寻找。“我们医院的ICU和急诊，几乎每天我都得跑两趟，主任都说‘你就跟着查房得了’。”根据《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遗体器官捐献需要征得捐献者全部直系亲属（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的同意。亲属的意见往往不一致。协调员需要分辨，哪位亲属是能影响决策的“主心骨”。有时候，这些起关键作用的人甚至并不是直系亲属。尹利华记得，一次，患者的家属都同意捐献器官，手续也已经办好，但家乡一位很有威望的老人听说之后，反复给患者子女打电话，劝他们不要捐献，否则会对家庭不利。最终，家属取消了之前的决定。“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没有一个沟通模板可以套用。”佟鑫见过不少关系复杂的家庭，成员之间多年不联系，可能还有矛盾，光是寻找亲属就要耗费不少时间。有一次，患者没有直系亲属，按照规定，需要所有的旁系亲属都同意才能完成器官捐献。佟鑫花了几天时间找到了患者的两位哥哥，也征得了他们的同意，但还有一位最年长的哥哥一直联系不上。“没有手机号码，也没有住址，人口失踪我也报了，户籍地我也找了，都找不到他。”后来，佟鑫听说他会在某家医院定期取治疗糖尿病的药，她又跑去翻病例，“花了一周多时间，北京几乎跑遍了，但这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这次协调只能以失败告终。有一次，好不容易办完了所有手续，就等着第二天手术。但患者情况突然恶化，“当天晚上没有维持住，病人突然就没了。”佟鑫说。器官不能等。协调员的手机总是24小时开机，也随身带充电宝，就是怕患者情况有变化，或者家属突然做出放弃治疗的决定，不管是凌晨还是深夜，他们都会赶到现场。工作中的尹利华。新京报记者彭冲摄原本沾枕头就能睡着、雷都打不醒的佟鑫，现在，手机稍微振动一下，有个消息提示，她就醒了。因为总在出门吃饭的路上突然被叫走，朋友们都叫她“鸽子王”，“刚入职的时候我还会买电影票，但老是没进场就被叫走，这些年我连电影也不看了。”工作六年，佟鑫没休过年假。这两年过年，她都是大年三十回老家，初一、初二就回到岗位。在北京友谊医院的西城和通州院区，佟鑫都放了洗漱包，忙得晚了，她就在办公室沙发上凑合一晚。有些家属年纪大，来北京不方便，协调员要跑去患者的家乡和他们见面。不少患者是进京务工的年轻人，家乡常常是偏远的村庄，有一次，佟鑫坐着大巴车到了县城，再搭黑车和“三蹦子”才进了村。到患者家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除了器官捐献的过程，患者去世后的遗体告别和火化，协调员也会帮助家属完成。有人来自少数民族，有特殊的习俗。一次，送逝者火化时，家属说，按照习惯，自己要抱一只白色的公鸡。但他对北京不熟悉，佟鑫就跑去市场，帮他找公鸡。这是一个流动性很大的行业。据人民日报2020年报道，全国仅有2500多名器官捐献协调员。除去那些辛苦，尹利华觉得，医护都有着明确的职业规划，但是协调员的晋升渠道和远景并不清晰，是一个问题。此外，整日要面对的负面情绪也会对协调员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她曾见过一位年轻的协调员，做完一个案例后就辞职了，“那是个小姑娘，她协调的那位捐献者也是个小姑娘，她情绪陷进去了。”尹利华说。“这份工作帮助的不仅仅是器官接受者”支撑协调员坚持下去的，不仅仅是受捐者能获得的生的希望，还有捐献者的信任。佟鑫有七百多个微信好友，其中四五百个都是患者家属，很多都和佟鑫保持着联系。有本地的阿姨把她当干女儿，常对她说：“啥时候来我家，我给你做饭。”有外地的大叔，从云南寄来炒货特产。有的家属信任她，每次去医院办事或者身体不舒服，也爱问问佟鑫。在被意外打得措手不及的那段时间，佟鑫陪着他们，听他们讲患者的过往，帮他们处理报销等各种手续，有时候涉及交通事故鉴定、工伤鉴定和尸检，协调员也会帮忙。再到遗体火化、送回老家，佟鑫和家属一起处理死者后事，也分担着那些难以诉说的痛苦。在最脆弱的阶段，家属往往会对协调员生出一种依赖，这种情感可能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一位捐献者的母亲，每到凌晨或是清明节，就给佟鑫发来一些散文和诗词。佟鑫也试着帮她过渡到正常生活中，总劝她向前看。佟鑫。受访者供图一位捐献者的儿子，比佟鑫小一岁，因为父母离异，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直到几年前母亲出了意外。孤立无援的日子里，佟鑫每天陪他说话、吃饭。男孩很内向，没什么朋友，只有佟鑫算是他信任的姐姐。后来一度陷入抑郁的时候，他发来消息：“真的不想活了。”佟鑫慢慢安慰他，听他讲心事，也分享自己工作里的趣事，希望他和世界的联结能多一点。一天，男孩告诉她，“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佟鑫有些触动。她意识到，这份工作能帮到的，不仅仅是接受器官的那一方。尹利华也很珍视这份信任。“以前在ICU的时候，受捐者对你表示感谢，似乎感觉顺理成章。但是捐献者家属的感谢，是基于亲人的离别、家庭的破碎，就更加难能可贵。”她想起自己刚做协调员的时候，想的都是怎样把器官捐献的信息告诉患者家属，让他们接受，从而让等待移植的人能尽快做上手术。直到一位家属，在亲人完成捐献几年后，突然给她发微信：“尹老师，我当时做这个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尹利华心里“咯噔”一下。“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家属每次回忆起来，心里还是有负担。”协调成功一个案例的确是好事，但如果忽略了捐献者家属的感受和尊严，让他们陷入终身的自责和愧疚，那么协调工作依然是不合格的。尹利华开始反思，也转变了心态，每次沟通时，她会越来越注意站在捐献者家属的角度考虑问题，“让家属释放压力，以后想起来这个决定，觉得是做了好事、善事，不遗憾、不后悔。”有些家属后来还参与到器官捐献宣传工作中。尹利华一直记得那位特殊的捐献者——来自甘肃兰州的一名高中生，一米七五的个子，看着很阳光，学习成绩也好。男孩患有颅内肿瘤，已经辗转了多家医院，来北大人民医院治疗时，看到了大厅里的宣传资料，便给尹利华打了电话。不像大多数捐献者，家属做出决定时，他们已是昏迷状态，这个男孩坐在轮椅上，清晰又平静地表达了自己捐献器官的愿望，和父母一同签下了协议。半年后，男孩病情恶化，尹利华和他的父母一起把他推进了手术室。后来，只要尹利华需要，男孩的母亲不论在哪里，都会跑来北京，帮助宣传器官捐献。家属在器官捐献同意书上签字。受访者供图但也有家属不愿再提起那段回忆，佟鑫也因此很少主动联系家属。她一直惦记着一位女孩——2019年，一位货车司机因交通事故陷入昏迷。出事前，他15岁的大女儿还接到了父亲的电话，当时，父亲开了一夜货车，终于返程。电话里，他开心地告诉女儿，自己挣了钱，给她带了好吃的。签协议的过程很平静。女孩说，父亲一直特别乐意帮助人，在公路上碰到了小狗，都想办法带到村子里放生，“如果问爸爸要不要捐献器官，他也一定同意。”去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时候，她紧紧拉着佟鑫，躲在佟鑫身后，哭得直跺脚。“已经五年了，女孩今年20岁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每次想到她，佟鑫还会哭。但她不敢联系，“我特别怕一主动找他们，又让他们想起这个事儿。你说，人家好不容易走出去了，怎么能把人又拉回来？”“这是一件在阳光下进行的事”这份工作做久了，能见到太多人生的无常，尹利华和佟鑫都特别珍惜和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佟鑫遇到过一位患者家属，前一周，父亲本想来她家里看外孙女，但她要带孩子出去玩，让父亲下周再来。到了下周周中，父亲突然脑出血。这位女儿陷入了长久的遗憾和自责：为什么那周没让父亲过来？生离死别见多了，流泪依然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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