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玄黄

“1963年出生，次年中法两国迎来建交，自此我的一生也随着中法关系发展。” 梅谦立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这样回顾自己与中国的缘分。1988年，大学毕业后的梅谦立进入香港的一家法国公司工作，并得以到中国大陆参观；1999年，在北京大学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2006年，到中山大学任教至今；2023年，见证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中山大学的大学生进行交流。

“翻译工作非常重要，18世纪起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开始把儒家经典翻译成法文，影响了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在内的法国一批启蒙思想家。”谈及中国文化如何影响了欧洲，梅谦立表示在那个时代，有众多像他一样满怀热忱的西方人翻译了中国经典，将中国的历史、地理、科学乃至中医介绍到欧洲，在四百年前的欧洲轰动一时。

《论语导读》为17世纪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贝尼耶的作品。2015年，梅谦立曾协助《论语导读》现代版在法出版工作。“贝尼耶的翻译非常细致，比如他保留了《论语》对话的叙事方式，同时参考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注释。” 梅谦立认为贝尼耶崇尚儒家著作中呈现的崇高道德和政治理想，所以希望能以儒家思想原则，作为构建现代政治学的基础。此外，贝尼耶认为孔子首先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集体的幸福，只有通过理性的分配构成稳定的国家，人们才能幸福。今天人们重读现代版《论语导读》，梅谦立从道德和政治层面分析，是减少个人主义、注重集体主义的回归。

中法文化交流一直占据梅谦立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翻译与写作则是他摆渡人身份的一叶扁舟。他曾翻译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和许大受的《圣朝佐辟》，出版《从邂逅到相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相遇在明清》《泰亚尔与人类未来》《朝天纪-重走利玛窦之路》等十余部中外专著。“通过翻译这些著作，我们看到在四百年前中西哲学已经开始非常丰富的对话。” 梅谦立认为，重要的是当将这些对话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仍能够在相互尊重和接受相互差异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交流机制。

梅谦立坦言道：“研究汉学的过程中，与其说是我把西方思想带给中国，不如说是与我的西式传统思想进行讨论，建立一种更批判的关系。”“对我来说，我在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也改变了我与世界的关系。”

9·玄黄在学校里，梅谦立主要教授《西方古典哲学》《拉丁语概论》等课程，“通过拉丁语和西方哲学知识的学习，让中国学生了解到基础的西方文化。” 此外，他还面向硕士和博士生开设《明清西学东渐研究方法》等专业课程，这也是梅谦立深耕多年的领域。西方汉学诞生于法国，直到20世纪初，法国一直主导着这一新兴学科。

“上世纪80年代刚到中国时，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社会和其文化的巨大活力。几十年间，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在众多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 梅谦立表示非常高兴看到中法两国文化交流蓬勃发展，法文版的中国书籍数量也在大幅增加。在中山大学，梅谦立也曾多次组织举办国际会议，大大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