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野生动物园已不再是动物“终身监禁”的囚笼。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动物保护者们拿着国际领先的科技器材，做动物数据的采集和云储存、云统计。在治救、野放的过程中，他们的理念已经很先进了。我确实一度觉得动物园是个残酷的地方，但到了西宁野生动物园，我看到动物园可以做得更好。尤其野生动物园，可以真正成为那些残疾、受伤的野生动物的养老院，是可以为它们养老送终、做临终关怀的地方；同时这里也能帮野生动物繁衍、让种群恢复到一定数量，然后再帮它们野化、野放。你会感到中国动保，无论是从技术手段，还是伦理和道德认知，都已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层面。

陆川：坦率地说，中国的野生动物纪录片行业，跟中国动物保护事业发展相比，是并不匹配的。中国动物保护取得的成就，要远远高于影像记录和影片呈现的水平。

到2013年拍《我们诞生在中国》时，就感觉不太敢像拍《可可西里》那样了。到了三江源，尤其到可可西里时，还是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基本上待到第二天第三天就会流鼻血，然后就要赶紧下来，到格尔木稍微缓一缓，甚至要下到西宁。这次做《西野》，身体上的反应就很明显了，到西宁都有些受不了。我飞到西宁，当天晚上就会头疼得睡不着觉，然后第二天就要拿氧气罐吸一吸，其实西宁没有多高。

我觉得AI正在让整个赛道、整个生产流程都发生深刻变化。它可以快速让你的创意视觉化，让整个影片制作流程，无论在前端还是后端，都变得更为迅捷和直观，且会拉低制作的门槛。AI会完全改变整个行业生态。(完)

陆川：这次拍《西野》，确实感觉不像拍《可可西里》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刚进高原就听说有很多不能做的事情，比如不能奔跑、剧烈运动、洗澡、喝酒……我们是冲着每一种“不能”都去挑战一下。那时我跟巡山队员在昆仑山口，都光着膀子叉着腰合影。还有，我跟当地的小喇嘛一起在寺院边上的篮球场打球。那会儿就觉得很狂热，凭着一种简单的信仰，一股愣劲儿。

中新社记者：人工智能(AI)技术给电影行业带来了很多变化，在《西野》反映动物保护的应用中也有呈现。您怎么看待AI给电影行业带来的影响？

在拍《可可西里》时，我们的拍摄团队减员很严重。108人的队伍后来减员到40至50人，一大半的人都倒下了，甚至有人被送到医院急救。我应该是唯一一个没有太大事的人，但也可能是受到了过度消耗——下山之后，我就大把大把掉头发。

我觉得，用生命中的20年，去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动物环保事业，记录下20年中我们的国家、动物环保科研人员还有志愿者，被保护的动物们以及动物保护地发生的深刻变化，记录下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承诺和坚持。这种感受，我很难言述。当你把这三部电影连起来看的时候，会发现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和修饰，那是最真实的记录。

陆川：在动物环保纪录片中，从伦理角度，AI还是需要限制性使用。因为野生动物保护纪录片，要求素材的真实性。AI在《西野》纪录片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对野生动物大数据的处理，以及数据模拟和分析等，帮助科学家在野生动物疾病的防治等方面更早做出预判，不是在影片成像方面。

陆川，中国导演、编剧、制片人，获第三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第四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奖、第57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金贝壳奖等。代表作有《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王的盛宴》《九层妖塔》《我们诞生在中国》等，曾担任2022年北京冬奥会官方电影总导演、2023年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总导演。

从《可可西里》呈现的那种艰苦环境，到《我们诞生在中国》，再到《西野》，这三部片子呈现的，无论是保护地的风貌还是动物的状况，不断有积极的变化。20年前，可可西里“野牦牛队”或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下称“西部工委”)，他们秉持的理念是简单的，主要就是想办法让动物能存活下来。现在，新一代动物保护者的理念，更多要求对动物的关怀，比如野放治愈、野生动物治疗等。这些理念的发展和进步，跟中国的时代发展和进步息息相关。

不论人们怎么保护或干预，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野生动物在灭绝。我们可以做的，似乎只是在延缓它们灭绝的速度。我们应该去用影像记录它们，让它们留下存世最后的美丽身影，或者唤起更多人的注意。

陆川：过去20年，我拍了三部与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影片。第一部是《可可西里》，是2002年在可可西里拍的，2004年上映。第二部是2013年与迪士尼合作拍摄的影片《我们诞生在中国》。又隔十年，我拍了《西野》。

亚洲中文字幕由中国著名导演陆川主创、联想集团出品的纪录片《西野》近日在第7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展映。作为本届电影节中国参展影片中唯一的野生动物保护题材作品，《西野》在一个个充满守护、坚韧与奇迹的故事下，展现了以科技手段赋能野生动物保护的创新实践。

应该有更多的本土影片专门去记录中国的动物保护，比如2025年中国最珍稀动物的生存境遇是什么，中国动物环保工作者在做什么，能让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庭去观看这样的片子。

中国的动物保护在这20年间实现了几个大的跨越式发展，而我自己能用三部影片记录这些跨越，对我个人触动很大。中国动物保护事业在这20年可以说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实是通过中国的富强以及民众对动物保护意识的提高带来的。第一代的动物保护者，比如我接触的可可西里“野牦牛队”“西部工委”这批人，是可歌可泣的，索南达杰、扎巴多杰甚至为此牺牲生命。2013年，我开始做《我们诞生在中国》时，动物保护的条件、资金与“西部工委”保护野牦牛、藏羚羊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西野》凝聚着很多人的理念和辛劳，呈现了大量野生动物被救助保护的过程。我希望能够带着这部影片，平等地加入戛纳电影节的国际交流，真实展现中国动物保护工作目前的水平和理念。我觉得所有参加动物保护的个人或组织都是在一个大家庭中，秉持着一份共同理想。我们不是刻意去宣扬什么，纪录片最大的价值是对一个时代的真实记录。

陆川在展映之际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了《西野》的拍摄过程，回顾了他20年来从事动物题材影片拍摄的经历，就如何推动中国相关题材影片的世界影响力深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