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漫上輩子拯救了國家

至于日常生活，她调侃自己像个老农，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可能没有年轻时思维敏捷，现在大概只能工作3个小时就得休息。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个持久且有规律的工作。”

更为艰苦的是野营拉练。起床号吹响后，毕淑敏背上枪支弹药、红十字包、干粮等等，跟随队伍一起向目的地走去，“徒步120华里，在高原之上付出的代价极其巨大。”

讣告最初刷屏时，毕淑敏并不知情，只是觉得亲朋好友向她问好的电话突然多了起来，“后来知道原因，再接电话我就直接说没事，我活得挺好。”

在风雪中跋涉了十个小时，宿营地似乎仍然遥不可及。几十公斤重的背包压在身上，喉咙一阵阵发苦，她想干脆寻死算了，“太痛苦了，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去。”

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亲眼看到自己讣告的概率并不太高。以前，毕淑敏只在小说中看到过这个桥段，没想到现实中却发生在自己身上。

她很喜欢旅行，65岁时曾登上北极点，用一本叫做《破冰北极点》的书作为回礼，致敬大自然。《毕淑敏散文自选集》中，亦收录了涉及感情、旅行等方面的八十余篇文章。

医生、作家、心理咨询师，这是毕淑敏的三重身份。经常有人说，这是跨界，她倒觉得万变不离其宗，反正研究和服务的对象都是活生生的人。

死亡是每个人必然的归宿。她认为，人的生命是一个有限度的存在，“去做让自己开心、有意义的事吧，不要拿着时间去跟别人生气。”

毕淑敏的第一篇作品取材于自己当兵的地方，叫做《昆仑殇》，里边讲了很多心里话。文章很幸运地发表了，她想，这大概是那块土地对自己的馈赠。

“我与谣言的发布者素昧平生，她伤害无辜，应该受到法律惩罚。”毕淑敏觉得，这个谣言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决定起诉，并于近期打赢了官司。

时机稍纵即逝，后来的路越来越平坦，她再也没有遇见一个那样合适的地方，“到最后120华里真就走下来了，夜里3:00到达了宿舍。”

在自己的作品中，她会坦诚的探讨生死观。毕淑敏曾前往临终关怀医院，对将逝病人及其亲友、医院人士进行访谈，写出了《预约死亡》，影响甚广。

毕淑敏的人生态度简单又自然，保持让自己快乐的状态，不去关心出名与否，“写作不是为了求得盛名，当我都已经这么老了，何必那样辛苦呢？”

前进途中，毕淑敏找到一个山势陡峭、冰峰林立的地方，想装作无意中跌下山崖，可看到紧挨着自己的战友，又担心连累别人，只得暂时丢开了自杀的念头。

因为缺氧，她发现，自己和战友的手指指甲像勺子一样，凹下去了。几个人便苦中作乐，用注射器将水一点点滴入凹陷的指甲里，比赛谁滴进去的水最多。那一次，毕淑敏赢了。

岁月漫长，能够活到一百岁的人可能并不是太多。“一定要有觉察力，那些让我们不快乐的因素，只要不是事关原则，你可以重重拿起，但还是请轻轻放下。”她说。(完)

很多年轻人问她，如何自我调节情绪。毕淑敏的态度是，生活节奏太快，人的心态往往难以平静，“生活中的矛盾层出不穷，有条不紊的应对能力，应该是我们做人的修炼之一。”

毕淑敏这种豁达的生死观的形成，在她十多岁时就有迹可循。早在很多人茫然地以为死亡很遥远时，她已经一次次非常近距离的与之接触。

韩漫上輩子拯救了國家中新网北京5月25日电(记者上官云)“死亡是你必然面对的一件事，还是用平常心，将它正常化为好。”这是著名作家毕淑敏曾经广为流传的一个观点。

“写作是我的爱好，是我和这个世界去进行更广泛交流的一种方式。”她对自己的要求是尽力而为，写不出来时别勉强，就去轻松地看看书，看看形形色色的人和故事。

温和，是毕淑敏的性格标签之一。在去年被造谣去世的时候，她作为漩涡中心的当事人，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情绪波动，而是有条不紊地安抚亲友，聘请律师，对造谣者提起诉讼。

1969年，不到17岁的毕淑敏来到西藏阿里，成为一名医疗兵，“那里海拔很高，非常荒凉，气候也特别恶劣。应该说，我是在一种很茫然的状态下，去迎接生命的挑战。”

去年，有人在网上发布讣告，声称毕淑敏已经去世，当时，这份“讣告”几乎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众多网友惊讶不已，一边质疑真实性，一边打探毕淑敏的消息。

权衡再三，毕淑敏关掉了诊所，回去写书，“心理咨询需要大量时间，一天也接待不了多少人。但是书就不同了，印出来了，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看到。”

人到中年，她又开始对心理学感兴趣，于是跑到大学深造，取得执业职格后，开了一家心理诊所。始料未及的是，慕名前来的病人有点多，每天看都看不完。

对毕淑敏而言，死亡并不可怕。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她跟中新网记者聊起了自己的生死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死亡只是每个人必然的归宿。

中新有聊邀请知名学者、艺术家、明星进行深度专访，这里有人生、有心得、有感悟……没有“无聊”的话题，只讲“有聊”的故事。

很多人点名要见毕淑敏。有些人是正处在人生低谷，希望能在这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些人则是挣扎在情绪的泥沼中，试图挽救濒临崩溃的生活。

这段经历给毕淑敏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觉得，有时当我们以为自己顶不住了，但并没有到最后时刻，“只要我们的精神不垮，其实还是可以有希望在前方。”

她记得，“有一对夫妻婚姻出了问题，但还想挽回一下，从春天树还没有发芽时开始等我，一直到秋天树叶都掉了，还没有排到。等到那时，他们之间已经没什么话可说了。”

作家经历的一切，总会对写作产生持续影响。“成为作家，也要有作家的责任感，要为自己说出的话负责，而且要尽可能对别人有所帮助，这可能是当医生的‘后遗症’。”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