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与7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与印度在经济和技术上都要先进得多，在全球外交中的影响力也要大得多。我们应共同致力于解决冲突、改革国际金融架构、向贫困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并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发言权。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种子是由两位有远见的领导人——中国前总理周恩来和印度前总理尼赫鲁种下的。1954年6月28日，周总理首次对印度进行历史性访问，并与印度总理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向世界展示了双边乃至多边合作的新愿景。这一愿景后来被纳入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会议宣言。1957年，印度等国在联合国发起了一份反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内容、关于国家间和平与睦邻关系的决议草案，并获得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这表明五项原则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可。

在梵文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称为“潘查希拉” (panchsheel)，其中“panch”的意思是“五”，而“sheel”的意思则是“美德”，因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五项美德”。

这个全新的概念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呼吁各国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中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首先，中印两国亟需改善目前紧张的双边关系，否则就无法共同为创建一个非西方主导、民主、和平与合作的世界秩序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为此，我们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永久解决边界争端——这并非不可能，只要我们能够从催生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文明智慧中汲取营养。文明的智慧将使我们在重塑亚洲乃至全球历史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70年前，国际关系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国和印度把一个全新的概念写进了文件，这个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种族优越”信仰和傲慢行为截然不同概念，后来得到了亚洲和非洲许多其他新独立国家的认可。

毫不奇怪，这些开明的原则是世界上两个最伟大、最古老的亚洲文明智慧的结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源于中国的道家、儒家及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思想。这些哲学思想虽然各具特色，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认为多样性是人类社会一个基本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当被尊重，同时在多样性中促进和谐、合作与统一。

本文原文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Non-Western Principles for a harmonious world order"

还有一个历史因素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产生成为必要。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正式开始，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充满分裂与冲突的新时代。美国和苏联开始了紧张的核军备竞赛，人类社会被划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这不仅对世界和平造成了新的威胁，也对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那些刚刚从殖民主义魔爪中解放出来的新兴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构成了挑战。此外，冷战时期，国际合作的机会减少，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更难以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增长、消除贫困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

国产三级一二三区区70年前，中国和印度率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带来了全新的外交理念。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实力已不如从前，但仍在不遗余力地维持旧世界秩序。改革现行不民主不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印两国责无旁贷。两国需要再次从催生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文明智慧中汲取营养，改善目前的紧张关系，共同为构建民主、和平与合作的世界秩序贡献力量。

显然，如果没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初倡导者——中国和印度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改革当前不民主、不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和印度会听从历史的召唤吗？简单地说，这里有三个我们应该付诸行动的想法。

第三，中印两国应与国际社会一道，使联合国成为落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有效工具。这无疑将引导人类走向人人共享发展、共享正义、共享安全的未来。

印度和中国几乎在同一时间接受了这五项明智的原则，并于1954年将其纳入双边协议。这并非巧合。考虑到当前的全球环境，人类在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之后，迫切需要智慧和理性的指导。这两场大战均源于西方殖民列强为争夺全球霸权而展开的贪婪竞争与冲突。印度历经200年的艰苦斗争，最终在圣雄甘地的领导下，于1947年摆脱英国统治，赢得独立。两年后的1949年，中国人民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胜利，结束了“百年屈辱”。当时世界各国人民已经厌倦了战争和暴力，期望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能够开辟出一条和谐共处的新道路，在和平与合作中实现共同繁荣。

毫无疑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超越时代的重要意义。然而，在它们进入全球外交话语体系70年之后，我们必须冷静地反思：它们是否已成为定义21世纪国际关系的准则？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西方列强还在发展中国家播下冲突的种子，不放过任何挑动或资助侵略战争的机会。他们正密谋在亚洲建立一个新的反华军事集团，一旦成功，后果可能将是毁灭性的。他们干涉别国内政的最明显例子之一，就是策动一系列挑衅行为，企图阻止中国大陆和台湾早日和平统一。

这主要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正在为维护其全球霸权做最后的挣扎。尽管他们的经济实力正在下降，但他们的集体军事实力，以及对全球金融机构和媒体的控制力仍然十分强大。他们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因此只要看到哪个国家的治理模式和发展道路和他们不同，他们就要习惯性地去干涉其内政。他们总喜欢在“人权”问题上对其他国家进行说教，殊不知他们自己才是现代历史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