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情绪化、简单化表达更容易得到广泛传播，从而放大“污名化”标签的负面影响。少年儿童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更易受到这些负面标签的心理暗示。比如，此前就有一名小学教师见到两个学生在争执中，一方说另一方是“留守儿童”，因为“留守儿童就是有问题的孩子”。这种情况的出现，让留守儿童很难自信阳光地成长，“非留守儿童”也会缺少开放心态与多元视角，对双方的成长都是一种伤害。一旦这种“污名化”倾向在更大范围赢得共鸣和认同，就可能引发对留守儿童的排斥甚至歧视，竖起一道观念上无形的“墙”，导致农民工子女无法在城市接受合格的教育，被迫失去父母的陪伴，给他们本就不易的成长路上再添一道“坎”。留守儿童需要的是更多关心和关爱，而不是雪上加霜的“污名化”标签。

应该看到，犯罪是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导致犯罪发生的原因则更为复杂。这当中，既有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学校教育等外部因素影响，也有个人生理、心理等自身因素在起作用。早期在父母陪伴和家庭教育方面的缺失，可能成为一个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一个原因，却不是全部原因。一味夸大犯人的留守儿童背景，不仅对犯罪原因的分析不够客观，还可能误导犯罪行为的预防。

吃初二学生馒头近段时间，“留守儿童”话题再次引起热议。有文章关注监狱内个别犯人的留守儿童背景，通过讲述其经历，探讨“留守儿童”与“犯罪”的关系，在网上引发“10万+”阅读和广泛讨论。文章想要传递对留守儿童的关心关注，初衷是好的，但以个别案例将他们与“犯罪”等负面表述“绑定”，既无助于理性看待和解决问题，又容易滑向“污名化”倾向的漩涡，值得我们警惕。

近些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县域经济的发展，一些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让他们的孩子可以不再与父母分离，享受到亲情陪伴。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城镇化和人口迁移的进程还远没有结束，更多农业人口进入城市还是大趋势，留守儿童现象也将在一段时间内存在。当务之急是一方面加快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入学，另一方面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心关爱，父母可以尽量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与孩子保持良好沟通，还可以利用寒暑假把孩子接到身边，共度一段亲子时光；学校也应在保护好留守儿童自尊心的前提下，给他们更多关怀，加强对乡村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为孩子们提供更专业有效的心理支持；还要积极发挥村“两委”、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各方作用，着力解决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形成全社会关爱留守儿童的良好氛围。

要从根本上让儿童不再“留守”，必须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不仅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还要让更多农民工能在城市待得住、找得到归属感。愿更多留守儿童能被爱和温暖环绕，而不是被偏见和“污名”所困扰。

很多留守儿童确实从小与父母聚少离多，成长环境相对更艰苦，要承受更多寂寞和孤独，这多少会造成心灵上的“痛”，却并不必然导向行为上的“罪”，不能因此就秉持“环境决定论”，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区。我们每个人都是立体多面的，更何况一个包含上千万人的群体。留守儿童之中，有人锒铛入狱，也有人敢于直面命运挑战、以奋斗成就精彩人生。比如，几年前刷屏的“冰花男孩”王福满就是一名留守儿童，为参加期末考试，小小年纪的他冒着严寒，步行几公里山路，顶着满头冰花赶到学校；曾以论文致谢感动全网的中国科学院博士黄国平，小时候也有过留守经历，困苦坎坷的磋磨没有让他沉沦，反而让他求学信念更坚定，“有勇气和耐心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我们不喜欢苦难，也不歌颂苦难，他们身处苦难中的努力却值得赞扬。其实还有许多这样的故事，也有许多曾经的留守儿童成长为有用之才，如果因为个体行为给留守儿童群体打上负面标签，无疑是不公平的，也缺少对这些努力应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