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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血缘构拟方面，“五胡”统治者普遍自托“炎黄子孙”，将自己认定华夏后裔；意识形态方面，十六国国号皆经过措意斟酌，所用者多为“神州上国”旧名，意在宣扬正统；政权建设方面，大体沿用汉魏以来的政治框架和官僚体系，如前燕慕容儁正式称帝，称雄山东地区之初，即设置太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尚书仆射等百官，实行汉魏旧制。前秦尽管一度实行胡汉双轨体制，但管理六夷的最高官职“大单于”只维持了较短的时间；此外还刻意凸显自身谙熟华夏经典的形象，以至清儒赵翼慨叹“僭伪诸君有文学”。

基于以上原因，五胡所建立的中原政权绝不是“另一种国家建设的模式”，其本质仍是模仿中原王朝来营造传统的“天下秩序”，“表面颠覆的背后是旧有机制的重建”。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局部、暂时的曲折和倒退，但其发展轨迹是螺旋上升的，在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保障下，每一次剧烈民族冲突和政权分裂最终都导向更高层次的国家统一和更深程度的民族融合。

其时胡汉之间融合程度的深刻也可以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如果比较东汉南匈奴的墓葬与原先位于蒙古高原的匈奴墓葬，不难发现前者已经丧失匈奴原有的墓葬特色并逐渐向华夏墓葬风格发展的现实情况，侯旭东因此得出内迁南匈奴在文化上日益趋同于中原华夏的结论。鲜卑墓葬所反映的情况等也大抵与此相似。

“五胡”在入主中原之前长期活跃于“近塞”地带，以“属国”“保塞蛮夷”等形式接受中原王朝的统治。换言之，“五胡”王朝的核心族群是在汉晋时期已内迁的入塞部族，其作为政治体的发育完成于王朝内部的郡县地带，并不能以“塞外虏”视之。吕思勉指出“五胡”久居塞内，半已同化，他们的崛起，固然带有民族斗争的性质，但也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内乱。此观点获得了众多学者的认可和阐扬，如马长寿即认为“过去传统的史学界把‘五胡十六国’的历史说成是‘五胡乱华’，这种说法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公允的，没有承认‘五胡’是当时国内的少数部族，把国内民族的矛盾问题同国外部族的入侵问题等同起来。”

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以其自身内部某一地区为核心进行辐射式划分和描述，“以我为主，其余次之，我即文明，其余皆荒”是自古以来从未断绝的观念。胡鸿指出：“就隋唐以前的历史而言，想要在东亚大陆的农业地带建立帝国，舍华夏政治文化外别无他途。”或许也可以说在隋唐之前的东亚世界里，中原地区处于一个较高的“文化势位”上，周边并未产生其他堪与匹敌的文明，游牧君主的“天下”尽管由马上得之，但如果想要稳固在汉地的统治，唯有汉地既有的政治传统可供资取。在这一进程中，“五胡”政权的态度往往是主动和积极的，诚如《晋书·慕容廆载记》所谓“渐慕诸夏之风”。

如所周知，由于惠帝“不惠”，后宫、外戚、权臣等围绕最高统治权进行了血腥的争夺，最终导致席卷全国的“八王之乱”。中枢神经坏死与地方统治失驭的时间先后与因果关系是极为明显的。作为最后登场的角色，胡族势力只是将局面进一步推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从历史逻辑来看，与其说“五胡”的铁骑踏碎了西晋不可一世的繁华，毋宁说是西晋统治者在内争中耗尽了国家元气，其根本原因在于内部的统治失序。

2gtv01_230613_1apk永嘉五年(311年)，前赵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建兴四年(316年)， 匈奴刘曜攻入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从朝代更迭的角度看，西晋亡于匈奴毫无疑义，但《新唐书》所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以及《明史》中的“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不等于根本原因。如果直接原因是指对事物的发生发展起到最直接的推动，并直接促成其发生变化的原因。根本原因则是导致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源或者导致事物发生变化的最本质的原因。具体到西晋王朝的崩溃，其“青萍之末”则需追溯到“何不食肉糜”的惠帝时期。